(阅读库www.yuedsk.com)(阅读库 www.yuedsk.com) 抬头瞅了瞅，看围观的那些人离的不是很近，丁立成压低了声音：“李老师，你花了多少钱？”
李定安没说话，只是比了个“八”！
八万？
“唏……”
“你唏什么唏？”
马献明探着脑袋，“谁画的？”
“冷枚！”
嗯？
乾隆时期的宫廷首席画师，皇家画院如意馆的主事……这不得值个两三百万？
真的假的？
话都到了嘴边，又被马献明咽了下去：李定安出手，什么时候打过眼？
何况丁立成又看了一遍，怎么也不可能出错。
正暗暗念叨，丁立成又把扇面翻了个，指了指阳面的那首诗：“蒋廷锡的诗，他自个写的！”
我去……
岂不是说，这就是蒋廷锡的扇子？
根本不用怀疑，看看诗的内容就知道：一角国分唐土地，百年庙共宋山河……又是分国土，又是共山河，你想干嘛，造反吗？
就清朝那个政治环境，普通人没人敢这么写，更不敢用这样的物件。所以这上面的字肯定出自蒋廷锡之手，这把扇子也只有他能用。
而蒋廷锡本就是宗师级的画家以及书法大家，他的作品价格并不比冷枚的低，这一件又是两人合作的作品，一加一的效果绝对要大于二。
暗暗惊诧，马献明又低声问：“要是估价呢？”
李定安没吱声，丁立成想了想，踡起了中间的三根指头，只留下大拇指和小拇指。
好家伙，六百万？
如果上拍，落槌价可能还会更高，而李定安才花了八万？
一出手就是一套五环内的房……不说眼力，就说这运气，谁不眼红？
关键的是，蒋廷锡历任礼部侍郎、户部尚书，更拜文化殿大学士、加太子太傅……这等于什么：太子师加宰辅，可谓人臣之巅。
这样极具象征意义的东西如果用来送礼，已经不是用钱能衡量的。再结合李定安如今的知名度和相关领域内的地位，又需要他送礼的，身份得有多高？
他转了转眼珠，声音更低：“准备送给谁……馆长，还是书记？”
扯什么淡？
就那两位，伱敢送这样的东西，一扇子能拍你脸上信不信？
李定安瞪了他一眼：“我脑子有坑？”
明白了：不是这两位。
那还能有谁？
地方不合适，估计李定安也不会说，马献明长长的叹了口气：这样的东西，完全可以当做传家宝了，可惜，李定安要送人……
盯着扇了看了好一阵，他才恋恋不舍的装了回去。然后拿起了第三件，也就是那件蜡斗。
“纯金的，又是阴刻，还做了光谱检测……啧啧，还真就是杨慎时期的东西？”
感慨着，马献明翻来覆去的看了一遍，“这是茶花吧，刻的挺传神，这隶书写的也不错……但说实话，看不出来……老丁你来！”
摇摇头，他把金壶往前一递。像是怕掉下去摔坏了一样，丁立成小翼翼的接在了手中。
他没急着看，先是指了指上面的花：“杨慎手绘，手刻？”
李定安点点头。
他又指了指下面的小字：“也是他手书，手刻？”
不然呢？
杨慎本就是画家、书法家，以及金石大家，这一件又是他随身把玩的东西，当然不会请别人代劳。
李定安又点点头，丁立成的眼皮却止不住的跳了跳。
这可是杨慎，他传世的作品拢共才几件？
一件是收藏在故宫的《石马泉诗》，冷金笺本的行楷，纵21厘米，横47厘米，还不足一平尺，加上题跋与署款，也不过九十八个字。
第二件是《新都八阵图记》：正德十一年，新都县重修武候祠，当时杨慎正在老家新都为继母守制，知县韩奕请他题记，之后刻成石碑，立在武候祠外，碑文为正楷，现在还在。
第三件是收藏在中国美术馆的苏轼真迹《潇湘竹石图》，上面有杨慎题的一首五言诗，也是行楷，二十六个字。
第四件是杨慎的《禹碑考证》，全文都是行书，是溥义当年让溥杰偷偷带出故宫的字画之一，之后又带到东北存放在长春伪皇宫之中。四五年日军投降，伪国兵争抢宝物，被撕成了好几段。
如今存世的，明确为杨慎真迹的《禹碑考证》就只有故宫当中的一小截，全文百来个字，只有原作的八分之一，而且只是中间的一段，只有康熙、乾隆、嘉庆等人的题章，却无署款和题跋，因此只能算半件。
所以，杨慎存世的作品只有三件半。
如果问价值多少，丁立成还真就不知道，因为除此外，再没出现过他的任何作品，更不要说拍卖、转让。
但他至少明白，这一件如果鉴定为真，就是第五件，而且是刻金杂项类，意义非凡。
平复了一下心情，丁立成又拿出手机，打开了故宫的电子档案库。点了五六下，屏幕上出现了几幅字画作品：《石马泉诗》、《禹碑考证》、《新都八阵图记》，以及苏轼《潇湘竹石图》局部，也就是杨慎题的那首诗。
随即他又把金壶放平，摆在了手机旁边，然后划拉了一下，停到最后的《新都八阵图记》。
乍一看，金壶上是隶书，手机上是正楷，一个方，一个扁，好像不是一回事。其实关系很大：楷书本就是隶书演化而来，二者一脉相承，都是横平竖直，都是工工整整，就连运笔轨迹都是一模一样。
再仔细看笔迹，无论是字行布局、字体架构，以及起笔落笔，都有八九分相似。
而辩认笔迹本就是书画鉴定师的基本功之一，所以就凭这一点，丁立成就敢肯定，这是杨慎手书无疑。
怕有万一，他仔仔细细的对比好几遍，足足五六分钟才直起了腰，又怅然一叹：“就是杨慎的壶！”
声音不小，眨眼间就“呼啦啦”的围上一了一大堆。
马献明也有点兴奋：“讲一讲！”
“看字迹就行！”
丁立成格外笃定，点亮手机屏幕，“看，是不是一模一样？”
有人伸着脖子瞅了瞅，“杨慎的真迹？”
“对，举世只有四件：《石马泉诗》是行楷、《禹碑考证》是行书，题苏轼《潇湘竹石图》也是行楷，唯独这幅《新都八阵图记》是正楷，最具有对比性……”
“再仔细看：除了第一句的‘登、科、岁’，以及最后一句的‘金、老、翁’，剩下的，凡壶身上的字，碑文中都有……”
丁立成的手指指着石碑上的字，围观的人一字一顿，做着对比：登科之岁，于今三倍，一事无成，七十从军—金马老翁。
确实像丁立成所说，二十个字，石碑中足有十六个。
字体虽然不一样，两者的书写方法、起笔落笔、笔划运行轨迹没什么区别。再看字迹，不敢说一模一样，至少七八分相似。
再结合“明中期”的检测结果，答案毋庸置疑：就是杨慎手书。
明朝三大才子，以及那么多的“家”，这东西的价格也绝对低不了，说不定就能上千万。
想到这里，之前跟着李定安的那几位何止是后悔，都恨不得拿头撞墙：李定安让他们付钱的时候，为什么要摇头。
越想心里越是不平衡，有人酸溜溜的来了一句：“既然杨慎的字这么好认，之前怎么没有人发现？”
“对啊，藏友和游客就不说了，那海选的专家呢？”
好认？
丁立成都被气笑了：“难道是我刚才说的不够清楚：杨慎的作品举世只有四件，而且全部收藏在文博部门，民间就没有他的作品流通，这意味着什么？说明压根就没人研究他的作品……
一是没有资料和参照物，想研究也没东西可研究，二是研究了也没用：至少古玩界和鉴定界的专家们不会白废这个功夫，一辈子都碰不到他的作品，研究他干嘛？
你们觉得我看得快，是因为我以果推因：知道这是杨慎真迹的前提，再找他的作品做对比，当然就快……不信你们去问问，谁要说认识杨慎的字写什么样，我叫他爹！”
“话这么大，你谁啊你？”
“故宫字画组组长丁立成！”
“我去……故宫？”
“故宫怎么了，才是组长，我还以为你是院长……”
“不懂别瞎说……”旁边的捅了他一把，“丁老师在全国字画品类鉴定专家中，排名最少在前十……”
我靠？
这位立马不敢吱声了，下意识的往外缩了缩。
事情发生的太快，李定安都没来得及张嘴就结束了。
想了想，觉得还是解释一下的比较好。不然显得主办方不专业，之前的那两位专家也太业余：
“这东西确实比较冷门，也不好鉴定，我能认出来也是运气。”
李定安先指了指鉴定证书：“像C—14，光谱仪这类仪器，鉴定瓷器和字画确实不太靠谱，但像金器这种属性比较稳定，不易氧化的物件准确率却很高：因为检测的并非材料本身，而是残留物和包浆之类……
所以至少我能确定，这确实是明中期的物件。而恰好我学的就是明清考古，对明史研究的多一些！”
马献明扯了扯嘴角：又是这套说辞，每回都是恰好？
李定安没理他，又指了指壶上的字：“登科之岁……看字面意思就能理解，作者中过进士，这是其一。
其二，七十从军……明朝的皇帝再残暴，再无道，也不可能让七十岁的老人参军，而且他还中过举，当过官，所以只有一种可能：因罪充军……其三，反过来再算，于今三倍……代表他中举的时候是二十三岁左右。”
“其四：金马老翁……这个知识点有点生僻，历史学的不好肯定不理解：汉·班固《两都赋》：内设金马石渠之署，外兴乐府协律之事……唐·刘肃《大唐新语·匡赞》：前汉有金马、石渠，后汉有兰台、东观……宋·徐铉《柳枝》词：金马词臣赋小诗，梨园弟子唱新词……
所以所谓的金马，一指国家藏书之地，二指皇廷修书之所……如果在明代，只代表一个地方：翰林院！这句金马老翁也就不难理解：作者在翰林院当过官……
在明代，翰林院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进的，因为这是成为宰辅的必经之路，必须是新科士子中的一甲进士，也就是状元、榜眼、探花。除此外，二甲士子也有，不过屈指可数，而不管几甲，凡进过翰林院的明朝举子无一不是青史留名的人物……
是不是感觉一下就明晰了？所以这一句也最为关键。到这里，已经够能说明问题：活跃在明朝中期，二十三岁中举，中过一甲进士，进过翰林院，七十岁又因罪充军……这么多的线索，指向这么明确，我要再想不起来杨慎，京大真就白读了！”
“哈哈哈……”四周响起了哄笑声。
又有人举了一下手：“李老师，这不对啊，杨慎的百科上写：他三十六岁的时候就被嘉靖皇帝充军云南永昌，不是七十岁？”
“那是因为他爹是杨廷和，就算死了，门生故吏依然遍布朝野，有的是人替他打掩护。他后半辈子要么在老家新都，要么全国各地游山玩水，就没去过几次永昌，压根就不能算数。
再看看他写的诗就知道：数四川新都的最多，其次是西湖，第三才是云南……《明史》、《列传》中就有记载：世宗以议礼故，恶其父子特甚。每问慎作何状，阁臣以老病对……
云南他也倒待过好些年，但大多数时间都待在昆明，陪黔国公和昆明的一众官员吟诗作对，唱和风月，而不是真正的在靠近缅甸的永昌县当戍边的老卒……《明史列传》仍然有记载：自是，或归蜀，或居云南会城，大吏咸善视之。
直到七十岁那年，他曾在嘉兴题过诗的一幅名家字画流入宫廷，又恰好被皇帝看到，嘉靖才知道他活的有多潇洒。然后一怒之下，令锦衣卫将他从四川老家押回永昌……《明史列传》依旧有记载：及年七十，还蜀，遣指挥逮之还永昌……
包括杨慎自己也写诗感怀：七十余生已白头，明明律例许归休。归休已作巴江叟，重到翻为滇海囚……还有一首：剡溪无心泛雪，衡山有意开云。天借黄绵袄子，怜吾七十从军……所以七十从军不是别人说的，而是他自己……”
李定安舌如连珠，一堆人都呆住了：乍一听，好像也不难，只要知道杨慎的生平就行。
但细一琢磨：好家伙，谁没事会专门瞅着一个人的历史研究？
就像刚刚丁立成说的：研究他有啥用？
这么一想，李定安即便没背下整本《明史》，估计也背了一半，甚至还要包括《后汉书》、《新唐书》，以及《宋书》……不然他能从哪里知道“金马”就是翰林院？
所以就凭这份博学，人家捡漏还真就不是运气……
深寂了好一阵，后面又有人举了一下手：“李专家，那这件能值多少钱？”
李定安想了想，却摇了摇头：“不知道，因为没有同类型的东西拍卖过，更没有听说谁出让过。”
“那能不能和其他人的作品对比一下，比如其他的两位大明才子？丁老师，故宫中肯定有类似的收藏吧？”
“收藏的倒是有，但解缙的伪作极多，大都出自明晚清初，如今世面上流通的百分之九十九都是这一种，用仪器都不好测，所以不具备参考价值。”
“那徐渭呢？”
丁立成不由一顿：徐渭的真迹倒挺多，故宫和国博都有收藏，民间流通的也不少，但和这一件压根就不是一回事。
他正准备解释一下，有一位点着手机，又一声“我操”：“2017年嘉德秋拍的徐渭的水墨纸本画卷《写生卷》，起拍价六千万，最后拍了一亿两千七百万？”
“你看照片：好像不止一幅画？”
“哦对，是画卷……总共五幅，但最大的才三平尺半，剩下的四幅都是一平尺的小品，平均一下，每平尺两千三百万？”
“那是画，不好比吧？”
“字也有：2020年保力夏拍，徐渭的《草书唐诗四首》，四平尺绢本，成交价三千三百万。再往前，2018年佳士德沪上拍卖，徐渭的《行书五言诗》立轴……加署款二十七个字，成交价一千四百万，平均一个字五十万……我了个天？”
围观的人都愣住了：一个字五十万，就算以此对比，这上面二十个字，岂不是也要上千万？而且还没算黄金本身的价值……
李定安却暗暗的摇了摇头：驴头不对马嘴，根本就没有可比性。
如果只对比品类，徐渭的是字画，这一件却是杂项，肯定是前者贵。因为字画类古董的文化和历史价值相对要高一些，二是不易保存，价格当然就高。
但要是对比唯一性和独特性，当然是这一件更有价值：纯金的文物本就少，而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佛像，剩下的才是金壶、金杯、金盏。有字的就更少了，除了印玺，就只有金锭。
但那上面才几个字？
突然冒出来个刻这么多字的蜡斗……不敢说世间仅有，但传世至今的同类型的书房文物，每件都能称得上镇馆之宝。
所以，这才是这件东西最有价值的地方，接下来才是杨慎所带来的各种附加值，包括各种家、大明才子、以及三元及第等等等等。
“没有可比性，因为不是一个品类！”李定安断然摇头，“但一个字肯定值不了五十万，因为这是刻上去的。就像竹牍、拓片，既便出自同一作家，也同样是文字类古董，但与字画比：一个地下，一个天上……”
这样的吗？
感情有点不对劲，但既然是专家说出来的，肯定有一定的道理。
围观的人都这么想，马献明却撇了撇嘴：李定安这纯属偷换概念。
为什么非要和字画比，而不是和这一件同材质、同用途的文物对比？
黄金质地的书房类文玩又不是没有：国博有一件纯金五峰笔架，故宫则有一件缠荷葫芦金笔洗。
虽然是御用之物，不过那两件上面可没字，所以这件蜡斗低不到哪里去。如果非要估个价：下了两千万，马献明敢啃着吃了。
再看发票上的价格：一百一十万，而且是刚刚才开的。
这又何止是一套房，六环的一套别墅、市中心的一套大平层才多少钱？
马献明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：这可是文博会，不是潘家园的地摊，所有物件要经过相当专业的专家先后鉴定两遍才能摆在这里。
但李定安照样能捡漏？
反过来再一想，就觉得有点搞笑：让李定安在这当专家，岂不就等于把狼关进了鸡窝里？
(本章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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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定安没说话，只是比了个“八”！
八万？
“唏……”
“你唏什么唏？”
马献明探着脑袋，“谁画的？”
“冷枚！”
嗯？
乾隆时期的宫廷首席画师，皇家画院如意馆的主事……这不得值个两三百万？
真的假的？
话都到了嘴边，又被马献明咽了下去：李定安出手，什么时候打过眼？
何况丁立成又看了一遍，怎么也不可能出错。
正暗暗念叨，丁立成又把扇面翻了个，指了指阳面的那首诗：“蒋廷锡的诗，他自个写的！”
我去……
岂不是说，这就是蒋廷锡的扇子？
根本不用怀疑，看看诗的内容就知道：一角国分唐土地，百年庙共宋山河……又是分国土，又是共山河，你想干嘛，造反吗？
就清朝那个政治环境，普通人没人敢这么写，更不敢用这样的物件。所以这上面的字肯定出自蒋廷锡之手，这把扇子也只有他能用。
而蒋廷锡本就是宗师级的画家以及书法大家，他的作品价格并不比冷枚的低，这一件又是两人合作的作品，一加一的效果绝对要大于二。
暗暗惊诧，马献明又低声问：“要是估价呢？”
李定安没吱声，丁立成想了想，踡起了中间的三根指头，只留下大拇指和小拇指。
好家伙，六百万？
如果上拍，落槌价可能还会更高，而李定安才花了八万？
一出手就是一套五环内的房……不说眼力，就说这运气，谁不眼红？
关键的是，蒋廷锡历任礼部侍郎、户部尚书，更拜文化殿大学士、加太子太傅……这等于什么：太子师加宰辅，可谓人臣之巅。
这样极具象征意义的东西如果用来送礼，已经不是用钱能衡量的。再结合李定安如今的知名度和相关领域内的地位，又需要他送礼的，身份得有多高？
他转了转眼珠，声音更低：“准备送给谁……馆长，还是书记？”
扯什么淡？
就那两位，伱敢送这样的东西，一扇子能拍你脸上信不信？
李定安瞪了他一眼：“我脑子有坑？”
明白了：不是这两位。
那还能有谁？
地方不合适，估计李定安也不会说，马献明长长的叹了口气：这样的东西，完全可以当做传家宝了，可惜，李定安要送人……
盯着扇了看了好一阵，他才恋恋不舍的装了回去。然后拿起了第三件，也就是那件蜡斗。
“纯金的，又是阴刻，还做了光谱检测……啧啧，还真就是杨慎时期的东西？”
感慨着，马献明翻来覆去的看了一遍，“这是茶花吧，刻的挺传神，这隶书写的也不错……但说实话，看不出来……老丁你来！”
摇摇头，他把金壶往前一递。像是怕掉下去摔坏了一样，丁立成小翼翼的接在了手中。
他没急着看，先是指了指上面的花：“杨慎手绘，手刻？”
李定安点点头。
他又指了指下面的小字：“也是他手书，手刻？”
不然呢？
杨慎本就是画家、书法家，以及金石大家，这一件又是他随身把玩的东西，当然不会请别人代劳。
李定安又点点头，丁立成的眼皮却止不住的跳了跳。
这可是杨慎，他传世的作品拢共才几件？
一件是收藏在故宫的《石马泉诗》，冷金笺本的行楷，纵21厘米，横47厘米，还不足一平尺，加上题跋与署款，也不过九十八个字。
第二件是《新都八阵图记》：正德十一年，新都县重修武候祠，当时杨慎正在老家新都为继母守制，知县韩奕请他题记，之后刻成石碑，立在武候祠外，碑文为正楷，现在还在。
第三件是收藏在中国美术馆的苏轼真迹《潇湘竹石图》，上面有杨慎题的一首五言诗，也是行楷，二十六个字。
第四件是杨慎的《禹碑考证》，全文都是行书，是溥义当年让溥杰偷偷带出故宫的字画之一，之后又带到东北存放在长春伪皇宫之中。四五年日军投降，伪国兵争抢宝物，被撕成了好几段。
如今存世的，明确为杨慎真迹的《禹碑考证》就只有故宫当中的一小截，全文百来个字，只有原作的八分之一，而且只是中间的一段，只有康熙、乾隆、嘉庆等人的题章，却无署款和题跋，因此只能算半件。
所以，杨慎存世的作品只有三件半。
如果问价值多少，丁立成还真就不知道，因为除此外，再没出现过他的任何作品，更不要说拍卖、转让。
但他至少明白，这一件如果鉴定为真，就是第五件，而且是刻金杂项类，意义非凡。
平复了一下心情，丁立成又拿出手机，打开了故宫的电子档案库。点了五六下，屏幕上出现了几幅字画作品：《石马泉诗》、《禹碑考证》、《新都八阵图记》，以及苏轼《潇湘竹石图》局部，也就是杨慎题的那首诗。
随即他又把金壶放平，摆在了手机旁边，然后划拉了一下，停到最后的《新都八阵图记》。
乍一看，金壶上是隶书，手机上是正楷，一个方，一个扁，好像不是一回事。其实关系很大：楷书本就是隶书演化而来，二者一脉相承，都是横平竖直，都是工工整整，就连运笔轨迹都是一模一样。
再仔细看笔迹，无论是字行布局、字体架构，以及起笔落笔，都有八九分相似。
而辩认笔迹本就是书画鉴定师的基本功之一，所以就凭这一点，丁立成就敢肯定，这是杨慎手书无疑。
怕有万一，他仔仔细细的对比好几遍，足足五六分钟才直起了腰，又怅然一叹：“就是杨慎的壶！”
声音不小，眨眼间就“呼啦啦”的围上一了一大堆。
马献明也有点兴奋：“讲一讲！”
“看字迹就行！”
丁立成格外笃定，点亮手机屏幕，“看，是不是一模一样？”
有人伸着脖子瞅了瞅，“杨慎的真迹？”
“对，举世只有四件：《石马泉诗》是行楷、《禹碑考证》是行书，题苏轼《潇湘竹石图》也是行楷，唯独这幅《新都八阵图记》是正楷，最具有对比性……”
“再仔细看：除了第一句的‘登、科、岁’，以及最后一句的‘金、老、翁’，剩下的，凡壶身上的字，碑文中都有……”
丁立成的手指指着石碑上的字，围观的人一字一顿，做着对比：登科之岁，于今三倍，一事无成，七十从军—金马老翁。
确实像丁立成所说，二十个字，石碑中足有十六个。
字体虽然不一样，两者的书写方法、起笔落笔、笔划运行轨迹没什么区别。再看字迹，不敢说一模一样，至少七八分相似。
再结合“明中期”的检测结果，答案毋庸置疑：就是杨慎手书。
明朝三大才子，以及那么多的“家”，这东西的价格也绝对低不了，说不定就能上千万。
想到这里，之前跟着李定安的那几位何止是后悔，都恨不得拿头撞墙：李定安让他们付钱的时候，为什么要摇头。
越想心里越是不平衡，有人酸溜溜的来了一句：“既然杨慎的字这么好认，之前怎么没有人发现？”
“对啊，藏友和游客就不说了，那海选的专家呢？”
好认？
丁立成都被气笑了：“难道是我刚才说的不够清楚：杨慎的作品举世只有四件，而且全部收藏在文博部门，民间就没有他的作品流通，这意味着什么？说明压根就没人研究他的作品……
一是没有资料和参照物，想研究也没东西可研究，二是研究了也没用：至少古玩界和鉴定界的专家们不会白废这个功夫，一辈子都碰不到他的作品，研究他干嘛？
你们觉得我看得快，是因为我以果推因：知道这是杨慎真迹的前提，再找他的作品做对比，当然就快……不信你们去问问，谁要说认识杨慎的字写什么样，我叫他爹！”
“话这么大，你谁啊你？”
“故宫字画组组长丁立成！”
“我去……故宫？”
“故宫怎么了，才是组长，我还以为你是院长……”
“不懂别瞎说……”旁边的捅了他一把，“丁老师在全国字画品类鉴定专家中，排名最少在前十……”
我靠？
这位立马不敢吱声了，下意识的往外缩了缩。
事情发生的太快，李定安都没来得及张嘴就结束了。
想了想，觉得还是解释一下的比较好。不然显得主办方不专业，之前的那两位专家也太业余：
“这东西确实比较冷门，也不好鉴定，我能认出来也是运气。”
李定安先指了指鉴定证书：“像C—14，光谱仪这类仪器，鉴定瓷器和字画确实不太靠谱，但像金器这种属性比较稳定，不易氧化的物件准确率却很高：因为检测的并非材料本身，而是残留物和包浆之类……
所以至少我能确定，这确实是明中期的物件。而恰好我学的就是明清考古，对明史研究的多一些！”
马献明扯了扯嘴角：又是这套说辞，每回都是恰好？
李定安没理他，又指了指壶上的字：“登科之岁……看字面意思就能理解，作者中过进士，这是其一。
其二，七十从军……明朝的皇帝再残暴，再无道，也不可能让七十岁的老人参军，而且他还中过举，当过官，所以只有一种可能：因罪充军……其三，反过来再算，于今三倍……代表他中举的时候是二十三岁左右。”
“其四：金马老翁……这个知识点有点生僻，历史学的不好肯定不理解：汉·班固《两都赋》：内设金马石渠之署，外兴乐府协律之事……唐·刘肃《大唐新语·匡赞》：前汉有金马、石渠，后汉有兰台、东观……宋·徐铉《柳枝》词：金马词臣赋小诗，梨园弟子唱新词……
所以所谓的金马，一指国家藏书之地，二指皇廷修书之所……如果在明代，只代表一个地方：翰林院！这句金马老翁也就不难理解：作者在翰林院当过官……
在明代，翰林院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进的，因为这是成为宰辅的必经之路，必须是新科士子中的一甲进士，也就是状元、榜眼、探花。除此外，二甲士子也有，不过屈指可数，而不管几甲，凡进过翰林院的明朝举子无一不是青史留名的人物……
是不是感觉一下就明晰了？所以这一句也最为关键。到这里，已经够能说明问题：活跃在明朝中期，二十三岁中举，中过一甲进士，进过翰林院，七十岁又因罪充军……这么多的线索，指向这么明确，我要再想不起来杨慎，京大真就白读了！”
“哈哈哈……”四周响起了哄笑声。
又有人举了一下手：“李老师，这不对啊，杨慎的百科上写：他三十六岁的时候就被嘉靖皇帝充军云南永昌，不是七十岁？”
“那是因为他爹是杨廷和，就算死了，门生故吏依然遍布朝野，有的是人替他打掩护。他后半辈子要么在老家新都，要么全国各地游山玩水，就没去过几次永昌，压根就不能算数。
再看看他写的诗就知道：数四川新都的最多，其次是西湖，第三才是云南……《明史》、《列传》中就有记载：世宗以议礼故，恶其父子特甚。每问慎作何状，阁臣以老病对……
云南他也倒待过好些年，但大多数时间都待在昆明，陪黔国公和昆明的一众官员吟诗作对，唱和风月，而不是真正的在靠近缅甸的永昌县当戍边的老卒……《明史列传》仍然有记载：自是，或归蜀，或居云南会城，大吏咸善视之。
直到七十岁那年，他曾在嘉兴题过诗的一幅名家字画流入宫廷，又恰好被皇帝看到，嘉靖才知道他活的有多潇洒。然后一怒之下，令锦衣卫将他从四川老家押回永昌……《明史列传》依旧有记载：及年七十，还蜀，遣指挥逮之还永昌……
包括杨慎自己也写诗感怀：七十余生已白头，明明律例许归休。归休已作巴江叟，重到翻为滇海囚……还有一首：剡溪无心泛雪，衡山有意开云。天借黄绵袄子，怜吾七十从军……所以七十从军不是别人说的，而是他自己……”
李定安舌如连珠，一堆人都呆住了：乍一听，好像也不难，只要知道杨慎的生平就行。
但细一琢磨：好家伙，谁没事会专门瞅着一个人的历史研究？
就像刚刚丁立成说的：研究他有啥用？
这么一想，李定安即便没背下整本《明史》，估计也背了一半，甚至还要包括《后汉书》、《新唐书》，以及《宋书》……不然他能从哪里知道“金马”就是翰林院？
所以就凭这份博学，人家捡漏还真就不是运气……
深寂了好一阵，后面又有人举了一下手：“李专家，那这件能值多少钱？”
李定安想了想，却摇了摇头：“不知道，因为没有同类型的东西拍卖过，更没有听说谁出让过。”
“那能不能和其他人的作品对比一下，比如其他的两位大明才子？丁老师，故宫中肯定有类似的收藏吧？”
“收藏的倒是有，但解缙的伪作极多，大都出自明晚清初，如今世面上流通的百分之九十九都是这一种，用仪器都不好测，所以不具备参考价值。”
“那徐渭呢？”
丁立成不由一顿：徐渭的真迹倒挺多，故宫和国博都有收藏，民间流通的也不少，但和这一件压根就不是一回事。
他正准备解释一下，有一位点着手机，又一声“我操”：“2017年嘉德秋拍的徐渭的水墨纸本画卷《写生卷》，起拍价六千万，最后拍了一亿两千七百万？”
“你看照片：好像不止一幅画？”
“哦对，是画卷……总共五幅，但最大的才三平尺半，剩下的四幅都是一平尺的小品，平均一下，每平尺两千三百万？”
“那是画，不好比吧？”
“字也有：2020年保力夏拍，徐渭的《草书唐诗四首》，四平尺绢本，成交价三千三百万。再往前，2018年佳士德沪上拍卖，徐渭的《行书五言诗》立轴……加署款二十七个字，成交价一千四百万，平均一个字五十万……我了个天？”
围观的人都愣住了：一个字五十万，就算以此对比，这上面二十个字，岂不是也要上千万？而且还没算黄金本身的价值……
李定安却暗暗的摇了摇头：驴头不对马嘴，根本就没有可比性。
如果只对比品类，徐渭的是字画，这一件却是杂项，肯定是前者贵。因为字画类古董的文化和历史价值相对要高一些，二是不易保存，价格当然就高。
但要是对比唯一性和独特性，当然是这一件更有价值：纯金的文物本就少，而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佛像，剩下的才是金壶、金杯、金盏。有字的就更少了，除了印玺，就只有金锭。
但那上面才几个字？
突然冒出来个刻这么多字的蜡斗……不敢说世间仅有，但传世至今的同类型的书房文物，每件都能称得上镇馆之宝。
所以，这才是这件东西最有价值的地方，接下来才是杨慎所带来的各种附加值，包括各种家、大明才子、以及三元及第等等等等。
“没有可比性，因为不是一个品类！”李定安断然摇头，“但一个字肯定值不了五十万，因为这是刻上去的。就像竹牍、拓片，既便出自同一作家，也同样是文字类古董，但与字画比：一个地下，一个天上……”
这样的吗？
感情有点不对劲，但既然是专家说出来的，肯定有一定的道理。
围观的人都这么想，马献明却撇了撇嘴：李定安这纯属偷换概念。
为什么非要和字画比，而不是和这一件同材质、同用途的文物对比？
黄金质地的书房类文玩又不是没有：国博有一件纯金五峰笔架，故宫则有一件缠荷葫芦金笔洗。
虽然是御用之物，不过那两件上面可没字，所以这件蜡斗低不到哪里去。如果非要估个价：下了两千万，马献明敢啃着吃了。
再看发票上的价格：一百一十万，而且是刚刚才开的。
这又何止是一套房，六环的一套别墅、市中心的一套大平层才多少钱？
马献明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：这可是文博会，不是潘家园的地摊，所有物件要经过相当专业的专家先后鉴定两遍才能摆在这里。
但李定安照样能捡漏？
反过来再一想，就觉得有点搞笑：让李定安在这当专家，岂不就等于把狼关进了鸡窝里？
(本章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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